索朗次仁：古汝村從瀕臨滅絕走向新生

…多慶湖有多深，古汝的災難就有多深；“曲辛”[1]英雄流了多少血，古汝人民就流了多少淚。東方升起的金太陽，是領袖毛主席的光輝……。這是亞東縣堆納區(qū)多慶鄉(xiāng)古汝村翻身農(nóng)奴在“三反雙減”運動取得勝利后廣為傳唱的一首歌謠。

1959年10月，中共亞東縣委派出由我擔任隊長的十人工作隊，進駐堆納區(qū)開展“三反雙減”（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和減租減息，以下簡稱“三反雙減”）運動。為了使運動健康發(fā)展，迅速打開工作局面，我和其他三位同志進駐多慶鄉(xiāng)古汝村蹲點。遵照縣委指示，我們進村后立即挨門挨戶進行訪貧問苦，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和群眾交知心朋友，以工作人員的實際行動讓廣大群眾了解到，共產(chǎn)黨的干部是真心實意為勞苦大眾謀利益的，和舊政府的官員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我們反復耐心宣講黨的政策，和群眾談心交心，啟發(fā)他們的覺悟，同時在苦大仇深的群眾中培養(yǎng)積極分子，用他們的親身經(jīng)歷進行自我教育。很快，我們贏得了群眾的信任，工作局面打開了。群眾積極主動地控訴萬惡的封建農(nóng)奴制的罪行，要求徹底推翻封建農(nóng)奴制度，要求把本來屬于勞動人民的土地、牲畜、房屋和其他生產(chǎn)資料歸還他們。在此基礎上，為使運動向縱深發(fā)展，鞏固前一段的工作成果，又掀起了控訴三大領主罪行的高潮，組織小型訴苦會，爾后再有計劃有準備地召開大型訴苦會，按“三反雙減”政策規(guī)定廢除了烏拉差役、人身依附、焚燒地契等文書。在落實了“三反雙減”的全部工作的同時，根據(jù)群眾要求組織起了貧苦農(nóng)奴協(xié)會和生產(chǎn)互助組，為下一步分配土地和其他生產(chǎn)資料創(chuàng)造了必要的條件。

在宣傳和發(fā)動群眾的過程中，為了充分運用本村群眾受剝削壓迫的具體事例，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們用很大的精力，采取群眾座談、個別訪問等多種形式，進行了社會調(diào)查，對這個村的歷史和現(xiàn)狀有了詳細的了解。

古汝村距1904年著名的“曲米辛果”抗英戰(zhàn)役的地方不到10公里。村上的老人告訴我們，當年抗擊英國侵略的時候，全村男女老幼同仇敵愾，踴躍參戰(zhàn)，人們肩扛土槍，手持大刀，參加了光榮的“曲米辛果”保衛(wèi)戰(zhàn)，甚至連十多歲的牧童，也用“烏多”摔石頭打擊英軍。當時這個曾經(jīng)經(jīng)過戰(zhàn)爭洗禮的村落，當初有100戶左右，近500人口。然而由于帝國主義的掠奪和三大領主的橫征暴斂、巧取豪奪，到民主改革前，整個村落到處是殘垣斷壁，全村只幸存下來45戶209人了。以該村第二互助組為例，共9戶40人。其中背井離鄉(xiāng)、逃往他鄉(xiāng)行乞度日的就有4戶。在20位成年人中，曾以莫須有的罪名蹲過監(jiān)牢的有9人。當年從噶倫堡至帕里間從事苦力背運的有4人。有位名叫次仁的夫妻二人，為了活命，不分春夏秋冬和酷暑嚴寒，從噶倫堡背運物資到帕里。為使夫妻二人永遠記住這不幸的命運，給孩子起名“朗吉普赤”（意為路上生的孩子）。次仁同志由于斗爭堅決，熱心為群眾辦事，不久被推舉為多慶鄉(xiāng)鄉(xiāng)長，后來脫產(chǎn)當了堆納區(qū)供銷社主任。

古汝村不僅給西藏地方政府繳納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同時還要給江孜宗、帕里宗以及江孜白居寺、苦竹谿卡、車貴谿卡繳納多如牛毛的賦稅。據(jù)現(xiàn)存資料所作的不完全統(tǒng)計：全村每年繳納糧食745克（一克約28斤，合計20874斤）、酥油167斤、藏銀25808兩（十五兩藏銀合一枚銀元，合計銀元1721元）、羊肉1117斤、羊毛367斤、毛織口袋71條、各種不同規(guī)格的針94根、馬草1875斤、造紙原料378斤、食鹽15斤。另外，江孜宗政府規(guī)定該村供養(yǎng)三名藏兵，每年必須繳納軍裝費藏銀1700兩、軍鞋費藏銀300兩、軍帽費藏銀80兩、軍糧648克、印染軍裝染料費藏銀1000兩、羊肉90斤、酥油15斤、沱茶9塊。

現(xiàn)在再來看看寺廟的剝削。在距古汝村以北約10華里的半山腰，有座稱之為“真桑”（該寺座落在云霧繚繞的懸崖半腰，遠遠望去宛如一條彩云架成的橋梁直通寺廟，故而得名）的寺廟。寺廟規(guī)模不大，有活佛、堪布、強佐、翁則各1人，僧眾近40人。寺廟歷來享有種種特權，小小的“真?！币膊焕?。它主要有以下特權：例如一個叫“布松帕瑪”，意思是不論何人，凡家有三個男孩的，次子必須入寺為僧，不得違抗；凡因種種原因，要求由老三頂替時，至少給寺廟送4斤酥油和l塊沱茶，這個被稱之為“瓊杰”（以小換大之意）。再一個叫“格根卓當”（拜師儀規(guī)），是指父母送孩子入寺時，務心拜上層喇嘛為師，規(guī)定給老師送藏被l條，僧裝1套。又如因天災人禍，貧苦喇嘛要求還俗時，給寺廟繳納34兩藏銀、70斤青稞酒、2.5斤酥油和l塊沱茶。再如村上死了成年人，規(guī)定延請四至七名喇嘛念經(jīng)超度七日，除管吃管喝外，超度結束時要送山羊1只、藏鞋3雙、腰帶3條、帽子3頂、木碗3個和給每位喇嘛各送1克糌粑、羊肉10斤。此外，每年全村集體上繳寺廟各項開支費用，計酥油80斤、青稞138克、青稞酒58壇、活山羊7只、飼草費藏銀34兩。而寺廟對申請外出化緣的貧苦喇嘛規(guī)定更加苛刻，除化緣收入同寺廟對半分成外，還規(guī)定布施全寺僧眾三次，共需開支45只綿羊肉、18塊沱茶、67斤酥油、120克糌粑、30斤白糧、20斤白面、120斤土豆、210斤蘿卜、15斤食鹽、308斤青稞酒和160兩藏銀。從這里可以看出，貧苦僧人外出弘揚佛法并化緣的權利都受寺廟上層的百般刁難。我現(xiàn)在還清楚地記得，我的房東、貧苦農(nóng)奴扎西桑布老人說的話：“過去總是埋怨自己命運不好，現(xiàn)在才明白：我們勞動人民干牛馬活、吃豬狗食的悲慘命運，是那些吞掉山岳不覺飽，喝干海水不解渴的三大領主造成的”。前面提到的那位次仁說：“達賴偽裝慈悲，以觀世音菩薩化身自居，原來他就是三大領主的總頭子，是我們不幸和痛苦的總根源！”還有一位貧苦喇嘛名叫丹增的說：“貧苦喇嘛只是身穿袈裟的奴隸，上層喇嘛握有生殺予奪的一切特權，這哪里是弘揚佛法的凈土！”他們這些出自肺腑的話，真切地說明了以達賴為代表的西藏封建農(nóng)奴制的本質(zhì)。

“三反雙減”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群眾的斗志。古汝村的人們熱淚盈眶，歡呼雀躍，情不自禁地高呼共產(chǎn)黨萬歲！毛主席萬歲！他們說毛主席的太陽升起來了，三大領主的太陽落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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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曲辛”即“曲米辛果”的簡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