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國外藏學與構建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藏學

今年欣逢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70周年大慶。我國西藏和四省藏區(qū)的各行各業(yè)都在回顧過去70年里藏區(qū)各地的發(fā)展變化以及各條戰(zhàn)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應《中國藏學》編輯部之邀，我談談國外藏學與構建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藏學的若干問題，以此向建國70周年敬獻一份禮物。

一、什么是藏學——從考察國外藏學談起

(一)西行考察國外藏學

1986年，我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畢業(yè)被分配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工作。我發(fā)現(xiàn)黨和國家從戰(zhàn)略的高度十分重視藏學研究，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fā)出《關于成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通知》。文件明確提出藏學研究在國際上已經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藏學的故鄉(xiāng)在中國。與此同時，1985年12月2日，季羨林、任繼愈兩位權威學者在寫給中央領導同志的一封信中說：“到了今天，在國際上東方學的研究范圍內，藏學已成為一門顯學，與敦煌吐魯番學成為雙峰并峙的局面。”“敦煌吐魯番的研究已經在全世界范圍內進行了將近一百年，給世界的學術研究增添了活力，給世界文化增加了新內容。藏學的研究，如果加以提倡，也將興旺發(fā)達。在東方學的領域內，二十一世紀將是藏學的世紀。這絕非夸大之辭?！盵1]但什么是藏學，當時國內外幾乎無人在意。甚至用不用“藏學”這個名稱也有不同的看法。我的導師李有義先生認為:藏族可以簡稱為藏，研究就是學，因此他認為藏學這一名稱是可以使用的。[2]為了弄清楚什么是藏學，曾經有一段時間我滿懷虔誠的心情，前往匈牙利、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奧地利、澳大利亞、瑞士、俄羅斯、挪威等十多個國家，求教什么是藏學(Tibetology)。遺憾的是西方藏學家?guī)缀鯖]有人對此感興趣，更沒有人在專門研究這個問題，也沒有藏學概論之說。自然也沒有人系統(tǒng)回答我的問題。但我通過長期的考察發(fā)現(xiàn)，當今世界上確實已經形成了一個以藏族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叫Tibetology或Tibetan Studies (藏學），而且每隔幾年開一次國際藏學會(IATS)。我應邀參加了四屆國際藏學會，同時還有西藏和喜馬拉雅國際藏學會等。參加這些會議的學者包括來自歷史學、宗教學、社會學、藝術學、人類學、醫(yī)學、文獻學、心理學、考古學、人口學、環(huán)境學、建筑學等許多學科領域的專家。他們用各自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研究藏族某個方面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講，藏學就是一個包括社會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很多學科的學科群，但以社會人文科學為主。因此，我認為西方所謂藏學（Tibetology）實際上是一門以藏族為研究對象的綜合性學科，其特點類似于東方學、漢學、敦煌學、吐魯番學、滿學、彝學等。藏學就是運用不同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研究藏族人民用雙手和頭腦所創(chuàng)造的一切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的科學。它可以形成許多不同的分支學科。如人類學藏學、歷史學藏學、文獻學藏學、藝術學藏學、經濟學藏學、宗教學藏學、建筑學藏學等等。如果用一句簡單的話講，藏學就是研究藏族的學問。

(二)國外藏學的三個發(fā)展階段

國外藏學也不是一開始就形成一門獨立學科的，同樣經過了一個從萌芽到成熟的過程。我認為國外藏學的起源和形成大體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

第一階段國外藏學的歷史最早可以上溯到17世紀上半葉。先后有幾批歐洲天主教傳教士越過高聳入云的喜馬拉雅山脈，進入西藏地區(qū)傳教。他們關于西藏的游記成為西方藏學的最早研究材料。這個階段的藏學研究可以說是國外藏學的萌芽階段或起源階段，也可以說是西方對中國西藏的神話和傳說階段，因為很難進入藏區(qū)腹地，他們不了解真實情況，所以西藏對他們而言只是神秘的誘惑，虛構的夢想。第一階段所謂的藏學家是一些探險家和傳教士，這些探險家從中國藏區(qū)回去后講了很多并不存在的虛構故事。據瑞士米歇爾·泰勒的《發(fā)現(xiàn)西藏》[3]和瑞士蘇黎世大學馬丁·布勞恩寫的Dream World——Tibet這兩本書中所介紹，這些探險家講了很多早期西方人想象中的西藏故事，這些故事我們今天看來確實有些可笑，但是當時他們就是這樣認為的。這一階段，近乎與世隔絕的青藏高原上的藏區(qū)變成了西方夢幻的對象，成了他們神秘的夢想世界。他們在西藏的名下構建了一個遠離當時西方工業(yè)化的虛幻世界，用它象征著西方工業(yè)化轉型過程中假定失去的一切，尤其是精神的整體性。于是把夢想中的西藏，變成傳說中約翰國王的基督教樂園和金子遍地的西藏[4]，所以后來很多人是為了追求這個夢想中的世界而闖入藏區(qū)的。正如《發(fā)現(xiàn)西藏》中所說：“西方人是夢想家，但他們不會對其夢感到滿意。”于是必須歸化信徒、簽訂條約、收集標本、驗證理論、著書立說，人員一批又一批地闖入藏區(qū)，因為“西藏激發(fā)了和產生了許多夢想”。物質的夢想是滿地金子，精神的夢想是香格里拉，信仰的夢想是約翰的基督王國。馬丁布讓的Dream World——Tibet[5]中說: 19世紀以前的Tibet是西方傳教士、旅行家、學者、殖民官員的想象或影像或夢想，西方對照中的神秘“禁地”（forbidden land ），它在西方支撐一個大眾性的綿延的觀點：西藏是一個“隱秘的王國”，是一個冒險和神秘的樂園。乃至直到1933年小說《消失的地平線》出版，構建西藏的神話并沒有完全結束，又一次掀起了尋找香格里拉的熱潮。

第二階段至少從匈牙利的喬瑪（Alexander Cosme de k?r?s）進入藏區(qū)算起。1823年，他從歐洲取道中東，前來亞洲尋找匈牙利人的祖先。他走遍中亞，沒有找到傳說中的匈牙利祖先，卻意外走進藏族寺院。整整十年他就在拉達克一帶的一座喇嘛寺院，拜藏族喇嘛桑吉平措為師，學藏文、當喇嘛，然后研究藏文大藏經。他出版了《藏英詞典》《藏文文法》等一些書。他是第一個向歐洲傳播藏文文獻的人，也是西方第一個提出Tibetology這一概念的人。因此，直到19世紀中葉，從匈牙利人喬瑪開始，西方的藏學研究才真正肇端。此后，藏學研究成為西方東方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殖民者東侵亞洲后，許多西方學者潛至藏區(qū)，從寺廟竊走大量文物、經書及藏文典籍。由于藏文原始資料的增加，西方藏學逐步走向深入。這個階段有一批勇于探險和不怕犧牲的國外學者一個接著一個闖入世界屋脊。其中一部分人從我國各地帶走了大量的珍貴的藏文古文獻和文物。最有名的就是英國的斯坦因（A.Stein）和法國的伯希和（P.Pelliot），1906—1908年間從我國新疆南部和敦煌千佛洞盜去了大批古藏文寫本及木簡。這些資料都被集中到倫敦的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和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等處，為少數(shù)的英法研究工作者所壟斷。從此，國外掀起了一個用藏族古文獻研究藏族歷史文化的高潮，被國外藏學家稱為里程碑式的發(fā)展。此后，其他一些國家如俄國、德國、日本、瑞典等國的學者也劫掠走了不少古藏文資料。這些資料的外傳，促進了國外藏學第二階段的形成和發(fā)展。 這些文獻被運到西方以后，西方就掀起了一個研究藏學的高潮，這個高潮主要就是依據藏文文獻研究藏族歷史、宗教、語言等，當然也有藝術。

后來又出現(xiàn)了像意大利的杜齊(G.Tucci)等，他們從藏地實地考察后帶走一些實物資料，又有了繪畫藝術的研究，這就是嚴格意義上的現(xiàn)代藏學的形成。

國外藏學研究第二階段有幾個特點: 1.這個時期國外研究藏文化的人，主要根據18—19世紀一些西方人盜走的大量文獻和文物進行研究，出現(xiàn)了一批熟讀藏文、不會藏語的藏學家，開創(chuàng)了用拉丁文轉寫和閱讀藏文的“啞巴”藏語傳統(tǒng)。2.這個時期國外藏學以研究藏族歷史、文獻、宗教、藝術、語言為主，現(xiàn)實研究比較少。3.這個時期國外藏學研究大多歸屬于東方學或中亞學，沒有形成完全的獨立的學科。4.這個階段國外藏學家大多也是探險家、地理學家、考古學家、文獻學家等，有的與各國政府的政治利益和外交利益有比較密切的關系。5.文獻研究具有突出的地位，為國外藏學研究的發(fā)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6.藏文和藏傳佛教的研究同時受到愈來愈多的重視，西方開始有人利用文獻較為系統(tǒng)地研究藏族，并提出了Tibetology這個名稱。7.國際上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藏學學術組織，國與國交流比較少，與中國學者的交流更少。

第三個階段始于1959年西藏叛亂以后，一些高僧和上層知識分子逃到國外，攜走了許多重要的圖書、檔案和文物，造成藏文文獻和文物大量外流。國外成立了許多研究機構，并出版刊物、叢書等等，影響較大。尤其是一些有文化的藏傳佛教高僧和上層貴族，受英、法、日、意、美、德等國的聘請，到有關機構協(xié)助西方學者進行學術研究工作，使西方的藏學研究隊伍空前擴大，若干國家相繼出現(xiàn)了藏學研究中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形成全世界關注的一個政治焦點。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參與到染指西藏問題當中，很重視研究藏族，研究西藏現(xiàn)實問題。美國政府自然從政治角度和國家利益角度以及意識形態(tài)角度考慮所謂西藏問題?？傊M入20世紀，特別是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和西藏平叛以后，西方對藏區(qū)的研究有了重大進展，研究范圍已從原來的宗教、歷史和文化方面擴展到藏醫(yī)、藏歷、民間藝術以及現(xiàn)實問題上。國外藏學家隊伍壯大，藏學論著不斷涌現(xiàn)，藏學研究機構陸續(xù)成立。他們在繼承早期藏學研究基礎上開拓了許多新領域。如在美國洛克菲基金資助下收集藏族文獻資料到美國國會圖書館和一些大學圖書館，金·史密斯（E.Gene Smith）為此作了很多貢獻，其龐大的藏傳佛教文獻資料中心數(shù)據庫（TBRC）就是這個時候打下基礎的，同時也培養(yǎng)了一批現(xiàn)代的西方藏學家。我所認識的許多美國藏學家就是這個時候逐漸成長起來的。如羅瑞·愛波斯坦、南希·列文、范德康、梅爾文·戈登斯坦、白桂思、斯伯林、凱普斯坦等。

20世紀80年代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國內外藏學研究的交流和互動，進一步促進了國外藏學的繁榮和發(fā)展，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美、英、日、奧、澳、德、瑞、意、挪威、丹麥等建立了藏學研究機構。據統(tǒng)計，目前國際上約有20多個國家的幾千人在研究藏學。此外，近幾十年來在國際上幾乎每年都有與藏學有關的學術會議，其中比較著名的就是“國際藏學會議”，已經召開了十五屆。這個階段一部分國外藏學家從各自的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tài)出發(fā)，公開為“西藏獨立搖旗吶喊”，形成國際藏學界政治上的博弈。

國外Tibetology(藏學)作為一門研究藏族的學科，具有所有社會科學的共性特點，要求研究藏學的專家必須具備一些基本的條件：1.研究人員須必須具備科學的理論基礎和扎實的專業(yè)基礎知識。2.研究人員須經過書本和實踐訓練，掌握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3.就一般而言都經過碩士、博士的嚴格訓練。4.研究人員經過長期（10年以上）積累和潛心研究，有豐富的科研成果。5.學習和掌握三門乃至更多的語言工具，其中藏語和藏文是必須掌握的語言工具。6.注重田野實地考察(人類學、社會學)，重視收集第一手資料。7.重視個案、細節(jié)，以小見大。8.要求熟悉、熟讀原始藏文資料包括古籍文獻。9.提倡比較研究，重視探索規(guī)律。10.要養(yǎng)成交流、討論、爭論、批判的學術習慣，這也是智慧、靈感、啟迪的重要來源。11.強調交叉學科，進行綜合研究。12.主張理性思考，事實為大，避免主觀。13.嚴格學術規(guī)范，說明資料出處，嚴禁抄襲剽竊。14.禁止浮夸、浮躁。鼓勵潛心、靜心，深入研究。15.提高獨立分析和總結的能力。長期積累資料，專一是基本。

二、構建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藏學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誕生，中國的藏學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藏學階段。其突出特點有兩個方面，一是傳統(tǒng)藏學進入現(xiàn)代藏學階段，二是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一)從傳統(tǒng)藏學到現(xiàn)代藏學

中國的藏學可以說淵源流長，在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藏族、漢族和其他民族的學者對藏區(qū)的考察和對藏族社會歷史文化的記載與研究的成果車載斗量，所積累的藏文和漢文文獻浩如煙海。藏族高僧大德和學者借鑒印度文化精華并加以弘揚，形成了具有藏傳佛教特色的大、小“五明”即“十明之學”，并形成大量高水平的歷史、宗教、藝術等方面的文獻著作，均可以稱為藏學成果。例如我閱讀過的《松贊干布寶訓》《五部遺教》《薩迦世系》《德格土司傳》《安多政教史》《青史》《紅史》《新紅史》《白史》《西藏王臣記》《西藏王統(tǒng)記》《智者喜宴》等藏文文獻，奠定了傳統(tǒng)藏學的堅實基礎，為我們今天研究藏族歷史文化提供了不少寶貴的資料和重要的依據，應該充分肯定這些文獻的重要學術價值。同樣，我國漢文文獻資料很豐富，素稱“文獻之邦”。這些材料為我們研究我國古代各民族的歷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像《舊唐書·吐蕃傳》《新唐書·吐蕃傳》《資治通鑒》《宋史》《元史》《冊府元龜》《明實錄》《清實錄》等如此寶貴的歷史文獻自然是傳統(tǒng)藏學的重要成果。正是這些在中國長期歷史發(fā)展中積累下來的漢藏文獻成果，才使中國成為當之無愧的藏學的故鄉(xiāng)。

不得不承認，傳統(tǒng)藏文文獻的作者大多數(shù)是信仰佛教的高僧大德，他們的研究不得不在佛教思想的指導下進行，而且他們研究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佛教方面。在某些著作中，基本上用佛教史代替了藏族文化史。我曾研究古代藏族與周邊民族的關系，發(fā)現(xiàn)這些傳統(tǒng)藏文古籍中關于藏族與其他民族關系的史料相對比較少，尤其是隋唐以前關于藏族的來源問題，在這些著作中充滿了神話的迷霧，牽強附會之說也屢有所見；其他方面的史料由于受宗教思想影響，往往也是真?zhèn)蜗嚯s，為了揚佛，歪曲史實的情況也是有的。因此，從這類藏文文獻中查找史料，有時猶如沙里淘金。有時從一部20多萬字的著作中只能爬梳出那么短短的一段甚至一句涉及民族關系的材料，這是顯而易見的不足。藏族傳統(tǒng)神學或藏學是為了弘揚佛法、宣傳佛法、維護佛教的核心利益而進行研究的。我曾經也寫過，傳統(tǒng)藏學家有的把藏族的來源都說成跟印度有關，因為印度畢竟是佛教的發(fā)源地，就像后來的有些貴族都愿意把自己的歷史追溯到吐蕃時代一樣，所以這種現(xiàn)象必然對后人的研究帶來重重迷霧，但這也是當時的客觀環(huán)境所決定的，他們沒有現(xiàn)代科學理論基礎，無法從考古學、語言學、人類學等現(xiàn)代科學基礎上進行實證研究，必然會出現(xiàn)這樣那樣的問題。在傳統(tǒng)藏學家中，更敦群培是個例外，他開始用現(xiàn)代藏學的實證方法進行研究，他的《白史》開篇不是從對佛的祈禱或歌頌開始，而是直接提出問題，如藏族的自稱Bod是怎么來的等。他的研究成果運用各種石碑、石刻和古文獻進行綜合比較和考證，這方面更敦群培是把傳統(tǒng)藏學和現(xiàn)代藏學結合的藏族第一人，因此到現(xiàn)在他的影響也很大。我們說大多數(shù)藏族高僧大德對于藏族的大、小“五明”等佛教基礎知識和傳統(tǒng)文化知識有深厚的了解和根底，他們無疑是藏學家，但由于他們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和現(xiàn)代科學的專業(yè)基礎知識，所以至少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的藏學家，最多只能算作傳統(tǒng)藏學家。同樣，許多著名的從事專門漢文歷史文獻研究的人也承認，我國古代漢族史學家中存在著“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或“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或“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仇”[6]等歪曲歷史、編造偽史的問題。再加上古代史家中少有像司馬遷那樣親自深入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進行實地考察者。所以自古就有人懷疑文獻材料的真實性，甚至有“盡信書不如無書”的說法，以致現(xiàn)代一些史學老前輩也感到“僅依賴文獻史料來研究民族史……往往所勞甚多，所獲甚少”，[7]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把歷史學與現(xiàn)代考古學和民族學結合起來，進行全面的綜合研究，他們沒有現(xiàn)代科學的訓練和專業(yè)的基礎，因此這些古代漢文史學家只能被歸于傳統(tǒng)的藏學家，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藏學家。

綜上所述，無論歷史上的藏族高僧大德還是漢文史家都屬于傳統(tǒng)的藏學家，他們的成果自然屬于傳統(tǒng)的藏學范疇。與現(xiàn)代科學理論基礎上形成的所謂藏學（Tibetology）是有區(qū)別的。

中國歷史進入到19世紀至20世紀中葉，隨著西方人文學科的各個分支學科的興起并傳入中國，中國學者在繼承傳統(tǒng)藏學的基礎上，借鑒和運用新興學科和知識及方法研究藏族歷史和文化，使藏學從其他人文學科中分離出來，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中國現(xiàn)代藏學的階段。近半個多半世紀中，中國涌現(xiàn)出了一批杰出的藏漢民族的藏學家，以更敦群培、喜饒嘉措、張怡蓀、任乃強、法尊、于道泉、李安宅、劉家駒為代表；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藏學論著，如《白史》《喜饒嘉措文集》《西康圖經》《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第六代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等，使藏學的學科建立在現(xiàn)代人文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基礎上，把藏學研究向更加科學化方向推進了一大步。這個時候從事藏學研究的學者一般都有拳拳愛國之心，他們?yōu)榱撕葱l(wèi)國家主權或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或為了藏區(qū)的社會改革而辛勤勞作，用現(xiàn)代科學的研究成果為國家服務，使中國的現(xiàn)代藏學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強烈的愛國色彩和政治屬性。

（二）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藏學與傳統(tǒng)藏學和國外藏學最突出的區(qū)別之一在于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我們可以說新中國藏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藏區(qū)為起點，也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fā)展起來的。因此，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藏學的突出特點。

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西藏社會科學院成立時，多杰才旦就明確提出:“作為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新西藏的社會科學院，首先要有一個明確而毫無隱晦的指導思想，這是毋庸回避的一個核心問題。有些人口頭上雖企圖否認這一點，但實際上卻是在某種思想指導下進行其學術活動，這是客觀事實?！盵8]這說明關于要不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要不要培養(yǎng)馬克思主義藏學家，雖然沒有公開討論，但國內藏學界爭論客觀存在，尤其是自東歐劇變以后，反對、輕視、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人在學術界包括藏學界都存在，而且有段時間很流行，甚至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過時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藏學為什么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盡管誕生在一個半多世紀之前，但歷史和現(xiàn)實都證明它是科學的理論，迄今依然有著強大生命力。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為人類社會發(fā)展進步指明了方向；馬克思主義堅持實現(xiàn)人民解放、維護人民利益的立場，以實現(xiàn)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和全人類解放為己任，反映了人類對理想社會的美好憧憬；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事物的本質、內在聯(lián)系及發(fā)展規(guī)律，是‘偉大的認識工具’，是人們觀察世界、分析問題的有力思想武器。”[9]迄今為止，世界社會科學界沒有一個學說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那樣，客觀、準確、全面地闡述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雖然歷史上反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大有人在，尤其是蘇聯(lián)解體、東歐劇變后更是如此，然而馬克思主義在當今世界依然是最具有魅力、最具威力、最具影響力的理論和思想。當20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英國廣播公司(BBC)在全球范圍內舉行過一次網上評選“千年思想家“的大型活動，結果得票高居榜首的不是別人，而是馬克思。大家想一想，人類社會過去的1000年，曾出現(xiàn)過千千萬萬的思想家，為什么到現(xiàn)在馬克思能夠獨占鰲頭呢？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經過實踐證明是科學體系、科學真理。用科學的理論揭示了人類社會的客觀發(fā)展規(guī)律，為人類的進步、社會的發(fā)展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因此，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藏學家，首先要百分之百地相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科學，相信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能夠正確解釋藏區(qū)過去、現(xiàn)在、將來出現(xiàn)的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現(xiàn)象，我們要有這個自信。

我曾說過馬克思主義理論與藏學是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10]。我們說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有兩層含義:一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去認識和分析西藏及四省藏區(qū)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發(fā)生、發(fā)展和變化的規(guī)律;二是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改造自身的主觀世界，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民族觀、文化觀、歷史觀、宗教觀。作為社會主義的藏學研究者，首先必須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和方法，并用于指導藏學研究。同時應該學習和掌握現(xiàn)代學科的基礎知識，包括現(xiàn)代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法律學、歷史學、藝術學、哲學、考古學等科學理論和方法，從現(xiàn)代人文社會和自然學科的研究方法中汲取營養(yǎng)， 使藏學自身的研究方法得到充實和發(fā)展，打下雄厚而扎實的藏學專業(yè)基礎知識和基本研究技能，實現(xiàn)又紅又專的要求，才能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藏學家。許多歷史上著名的藏族高僧大德對于藏族的大、小“五明”等佛教基礎知識和傳統(tǒng)文化知識有深厚的了解和根底，他們是藏學家，但由于他們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和現(xiàn)代科學的專業(yè)基礎知識，所以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的藏學家。同樣，許多著名的西方藏學家，他們有雄厚的現(xiàn)代科學專業(yè)基礎知識和科學的研究方法以及手段，但他們的政治立場和觀點與我們不同，不接受馬克思學說和毛澤東思想，因此不可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藏學家。

馬克思主義藏學家與非馬克思主義藏學家之間的主要差別來自于認識西藏及四省藏區(qū)社會發(fā)展變化規(guī)律的立場、觀點、方法的不同，也可以說是世界觀、價值觀的不同。比如，多年來學術界有關西藏傳統(tǒng)社會的性質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總的來說，分為兩派：一派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藏學家，根據馬克思主義人類社會發(fā)展階段的理論，認為西藏社會與人類其他社會一樣，曾經歷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農奴社會。民主改革以前的西藏社會是典型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存在階級對立，存在剝削與壓迫。另一派是以西方一些學者為代表的非馬克思主義藏學家，他們不承認社會發(fā)展階段論，否認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社會是封建農奴制社會，甚至有人把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社會描繪成沒有階級和剝削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從這個角度講，承不承認西藏社會曾經歷過封建農奴制社會，實際上變成了馬克思主義藏家與非馬克思主義藏學家的一個重要分水嶺。

尤其是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西藏及四省藏區(qū)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事業(yè)，以及我們從事的中國藏學研究，是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huán)境和我們與達賴分裂集團的政治斗爭異常尖銳的條件下進行的，具有極為敏感的政治屬性。如果我們平時不注意加強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不用馬列主義理論指導我們的研究，不善于從政治的高度、從全局和戰(zhàn)略的高度來認識西藏問題的重要性，不但可能使我們的中國藏學研究有迷失前進的正確方向的危險，而且在當前國際上圍繞“西藏問題”的尖銳復雜的斗爭中很有可能犯方向路線性的錯誤。因為“沒有理論上的堅定，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堅定”“理論堅定是政治堅定的靈魂和基礎”。理論上不清醒，政治上必然是糊涂。沒有清醒的政治頭腦，又怎么可能使自己變成一個又紅又專的馬克思主義藏學家呢？因此，今后我們藏學界必須把加強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自己的一項緊迫而重大的任務，特別要在解決自己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問題上多下功夫，在實踐中不斷堅定自己馬列主義理論的信念，力爭做一個合格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藏學家。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藏學的核心價值觀。

作為一個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藏學家就應該像馬克思那樣突出學術研究為現(xiàn)實服務。英國的人類學家莫里斯·布洛克曾研究過“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的關系。他總結馬克思學術研究的幾個突出特點：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重視的是對未解放人民的研究。他的學術兼有政治、學術雙重性質。馬克思生活在資本主義形成和發(fā)展時期，他把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作為自己的任務之一。用莫里斯的話來說：“馬克思準備為被壓迫人民重寫一部人類史書，以便他們能夠明白他們所受壓迫的本質，以及這一壓迫是怎樣產生的。”[11]不難看出馬克思的學術研究是為了解放全人類，為了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并非永恒，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用莫里斯的話說：“馬克思還力圖說明在資本主義內部存在著一個怎樣的內在動力，這一動力怎樣推動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繁榮及至最終滅亡。”[12]那么馬克思主義藏學家的學術研究為了什么？從我們所熟知的中國著名學者費孝通、任乃強、李安宅、李有義等一生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到，只有當中國藏學研究的科研人員把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時，你的研究才有真正的價值，即社會價值。只有努力將自己的研究課題內容、方向、范疇與西藏及其他藏區(qū)的長治久安、跨越式發(fā)展、現(xiàn)代化的未來光明前景結合起來，與國家的發(fā)展、民族的興衰結合起來，并為四省藏區(qū)的發(fā)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我們的藏學研究才有正確的方向。當代的西藏及四省藏區(qū)正處在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轉型期，處在從傳統(tǒng)的手工業(yè)和農牧業(yè)生產為主的社會向現(xiàn)代市場化、城市化、工業(yè)化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形勢要求我們中國藏學工作者，從國家的利益，西藏及四省藏區(qū)人民的利益出發(fā)，對當前西藏及四省藏區(qū)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縱深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新問題、新情況、新現(xiàn)象，以及面臨的機遇和挑戰(zhàn)作出科學的調查論證，對西藏及四省藏區(qū)人民在經濟快速發(fā)展、社會急劇變化中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提出事實求是的決策咨詢和前瞻性研判，努力使我們的科研活動和科研成果成為鼓舞人民、激勵人民，向著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為廣大藏族人民根本利益而奮斗的精神武器。

最近我學習《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3]后，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構建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藏學學科，要從人抓起，久久為功，構筑學生、學術、學科一體的綜合發(fā)展，著力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聚集一批有深厚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yǎng)、學貫中西、年富力強、功底扎實的藏學家，為西藏和四省藏區(qū)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服務，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yè)服務。

[1] 朱曉明：《立足新起點，抓住新機遇，開拓新局面——慶祝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原載《人民日報》2006年5月20日第7版，《中國藏學》2006年第2期。

[2] 見李有義:《關于開展西藏學的幾點意見》［J］，《西藏研究》1981年第1期，爭論的焦點是用“藏學”還是用“藏族研究”。

[3] 米歇爾·泰勒著，耿昇譯：《發(fā)現(xiàn)西藏》［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年。

[4] 據米歇爾·泰勒：《發(fā)現(xiàn)西藏》第3頁：“1145年，由敘利亞加巴拉（Gabala）主教致教皇歐仁三世的一份報告，提到了一名叫做約翰（Jean）的國王，他生活在東方最為偏僻遙遠的地方?！钡?4頁講到吐蕃的黃金：“他們的地區(qū)如此盛產黃金，以至于需要黃金的人只要讓人掘地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得到它。”

[5] Martin Brauen: Dream World Tibet——Western Illusions，Translated by Martin Willson published in North America by Weatherhill，Inc，41Monroe Turnpike，Trumbill，CT 06611 USA.Copyright 2004 By Orchid Press.

[6] 江應梁:《人類學與民族史研究》［A］，載《人類學研究》［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7] 同上。

[8] 多杰才旦：《西藏學研究芻議》［J］，《西藏研究》1981年第1期，第4頁。

[9]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來自2016年5月18日，新華網。

[10] 格勒：《關于中國人類學研究為現(xiàn)實服務的幾點思考》［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

[11] ［英］莫里斯·布洛克著，馮利等譯：《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

[12] 同上。

[13]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來自2016年5月18日，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