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子凌：民國時期學人關于“邊疆”學說及特質的探討與解析

【摘要】民國時期特別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學人群體對“邊疆”學說分類及其概念的解釋具有獨特性，由此可大致獲悉彼時學人及政要人士對“邊疆”一詞的認知與實踐，以及他們對于民國邊疆建設的觀察與見解。民國時期的學人在實現(xiàn)近代邊疆發(fā)展以及培育國家體系和民族共同體的轉型過程中是有所致力與貢獻的，他們具備研究邊疆的學識，也擁有改造邊疆的動力，但是個人能力大都受制于時代圜局，實為歷史的常態(tài)。文章旨在厘清民國時期在國家意識形態(tài)下一些學人群體對“邊疆”意義、內涵的理解、邊疆學說的分類及其特殊性的探討與解析，從而為當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與經(jīng)驗總結。

【關鍵詞】民國時期；邊疆學說；邊疆特質；探討與解析

【作者簡介】張子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圖書館副研究館員，歷史學碩士。主要從事藏族近現(xiàn)代史研究。

【文章來源】《高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3期，原文注釋從略。

引言

提到近代中國經(jīng)歷由封建王朝向民族國家的轉型，其中不能忽略的是邊疆地區(qū)。民國時期，學界對于邊疆的認識呈現(xiàn)出新的圖景，促進了近代中國邊疆話語的生成。國家體系和邊疆形態(tài)的巨變，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和延續(xù)了當今中國邊疆區(qū)域的基本分類和研究理路，并印證了如汪洪亮所提出的民國時期具有“中國式邊疆”現(xiàn)代化框架的現(xiàn)實基礎與可能。

所謂“中國式邊疆”，田炯錦在《邊疆叢書》總序中解釋道：“中國的邊疆，目前在意義和內涵上，和一般國家所謂的邊界迥乎不同，保衛(wèi)邊界，只是維護國家的利益與安全；而中國的邊疆問題，不僅為防守邊界，鞏固國防，而尤在如何扶植邊疆各兄弟部族，發(fā)展其經(jīng)濟、教育、文化與地方自治。必待邊疆地區(qū)成為政治修明、經(jīng)濟繁榮、生活安適之樂土，則邊疆與內地情感上之距離方可完全消除，而外任亦不能復施其挑撥離間之故技，以侵削我疆土，而危害我國家之安全。故凡有志于解決邊疆問題者，對于邊疆政治、經(jīng)濟、教育、文化、交通、防務、宗教及其傳統(tǒng)生活等等，應予以深切注意與研究?！币蕴锸现^點，中國的“邊疆”含義如此龐雜，其言說中的中國邊政因涉及邊疆工作相關層面，含義亦甚廣。又因時人稱謂邊疆，多從文化角度立論，故其談論邊政多指邊疆民族地區(qū)的邊疆政治與治理。相對中央政治，邊政是一種地方政治；相對于外交來說，邊政是一種內政；但因邊疆又常與外國接壤，邊政又與外交活動有著關聯(lián)；邊疆地區(qū)常與民族地區(qū)重合，邊政又常體現(xiàn)為民族事務。中國邊政的這種多元性，均為時人所注意。類似的各種觀點基本呈現(xiàn)在政學兩界的邊政論述中。

南京國民政府早期對“邊疆”并沒有明確具體的論述，多是談民族問題而順帶涉及。無論是1929年國民黨三大還是1932年國民黨四大，所提“邊疆建設”主要針對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對其他地區(qū)少有提及，并不將其作為“邊政”實施區(qū)域，更不會與蒙古、西藏等地相提并論。但在此后數(shù)年，政學兩界對“邊疆”概念使用日繁，其涵蓋范圍亦甚廣泛，并促使了“邊疆”向“邊政”的轉型，尤其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邊疆作為鞏固大后方的戰(zhàn)略要地，被賦予了體現(xiàn)國家主權的地域概念，這一時期關注邊疆問題的學人、學術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正如周昆田在其編著的《邊疆政策概述》一書的自序中所說：“邊疆是國家領土的一部分，邊疆政策是國家對于邊事措施的大政方針，為國策的一部分，故有國家便有邊疆，有邊疆便有邊疆政策；在過去雖然沒有邊疆政策這一名稱，但實質上卻已具有了這一意義，只因缺乏綜合性的著作，遂隱而不彰，為一般人所忽視，或竟認為我國自古以來即無邊疆政策，這不僅冤枉了今人，抑且對不起古人。在抗戰(zhàn)時期，成都、重慶各地以及西北、西南有關邊疆的學術團體與學術刊物，都曾注意此一問題的探討，對于各個時代的邊疆政策都不斷有文章發(fā)表。”

一、關于“邊疆”學說的幾種觀點

汪洪亮的《民國時期國人對“邊疆”、“邊政”含義的認識》與《以文化之名：民國時期政學兩界對“中國式邊疆”現(xiàn)代化的思考》兩篇文章中均提到過關于邊疆的幾種學說：“民國時期，截至20世紀30年代，地理邊疆說較為普遍，其國防意義更為當局看重。但在40年代，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多從文化視角看邊疆，其意在避免將國內民族問題政治化，而是將其定位在文化上。”“民國時期政學兩界對‘邊疆’的界定除了基于政治與地理意義外，更多考察其‘文化’元素，普遍認為如不從‘文化’著眼，無法道盡邊疆的涵義。”有鑒于此，可以看出民國時期國內學人以及從事邊政工作者對于邊疆學說所持有的觀點亦見仁見智，未有一致的結論。但是綜觀其中精要，約有以下四種：

（一）民族邊疆說

周昆田在《邊疆政策概述》的緒論中提及：“我國邊疆所以形成今日狀態(tài)，歷史悠久，其主要的動力則為中華民族各支系不斷地成長與發(fā)展以及農(nóng)牧文化不斷地沖突與融合的結果?！?/p>

張鐵君在其所著《民族大義發(fā)微》一文中說：“中華民族各宗族同出于北京人種。中華民族在中國的本土發(fā)源，并非從外國遷徙而來，可謂毫無疑義”。羅素在所著《中國問題》一書中指出“中華民族發(fā)源于本土，非外來之民族”。德國著名的中國研究家費迪南·馮·李?；舴以谄渲鳌吨袊芬粫校舱J為新疆塔里木盆地為中國民族的發(fā)源地。以同出一源的各個民族，數(shù)千年來，經(jīng)過春秋戰(zhàn)國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遼金元時期、滿清時期幾度的大融合，以及彼此相互接觸遷徙往返的結果，無論在血統(tǒng)、生活等各方面，都已涵化融合，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二）文化邊疆說

文化的內容，大抵可分為物質的與非物質的兩方面。物質方面，如衣食住行各種需要滿足的方式；非物質方面，則為語言、文字、信仰、道德、習俗和法律規(guī)范等等。中華民族的各個支系，由于所居地理環(huán)境的不同，無論在物質和非物質方面，都為適應其生存，而形成了許多不同的文化類型。文化邊疆說的代表人物凌純聲在《中國邊疆民族》一文中就通常所稱的漢、滿、蒙、回、藏、苗、夷各族的文化類型，分為五個語系：1.漢藏系，包括漢、藏、苗等族；2.金山系，包括蒙古、突厥（回）、通古斯（滿）等族；3.南島系，包括黎、僚等族；4.南亞系，包括卡瓦、崩龍等族；5.伊蘭系，僅塔吉克一族。在這五個語系中，除漢藏語系中的漢族文化，系由華夏民族的文化所形成，由中原向四周擴展成為我國文化的主流外，其他各系的文化都環(huán)繞在漢族文化的外圍，構成了整個邊疆的文化。換言之，中原文化（漢語系文化）未能完全浸潤的地區(qū)，便是邊疆文化的領域。于是主張文化邊疆說的學人，認為邊疆范圍的劃定，應以文化為標準，凡屬邊疆文化散布的領域，即為邊疆的范圍。民族是文化的軀體，文化是民族的表征，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離。故此一說所指的邊疆范圍，實際上與民族邊疆說者所指的完全一致。

（三）政治邊疆說

民國時期邊疆所存的法定的政治制度，實際上僅有蒙古的盟旗制度和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民國二十年（1931），國民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及《蒙古盟部旗組織法》，民國三十五年（1946）制定民國三十六年（1947）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對于盟旗制度都有所規(guī)定，盟旗制度遂繼續(xù)成為國家的地方行政制度之一。

民國時期亦延續(xù)了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中華民國憲法》第120條規(guī)定：“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于是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與蒙古的盟旗制度同樣成為國家的地方行政制度。主張政治邊疆說者，認為已經(jīng)施行省縣之治的地區(qū)，自應與內地各省縣同樣治理，不宜再分涇渭。所謂邊疆范圍，應只限于保留邊疆政治形態(tài)的蒙古盟旗制度以及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區(qū)域。

（四）地理邊疆說

就字面意思而言，邊疆即國家領土的沿邊疆域。主張地理邊疆說者，即以所居的地理位置為確定邊疆的標準。為符合實際情況，把國土的沿邊地區(qū)分為陸疆與海疆兩種，陸地上的沿邊地區(qū)謂之陸疆，濱海的各地區(qū)連同各島嶼的海岸在內謂之海疆，而通常意義上所說的邊疆，只是指陸疆的范圍，而不包括海疆。在陸疆之中，有各大山脈江河，構成陸地上的天然國防屏障。在海疆方面，則面對太平洋，自北而南分為渤海、黃海、東海、南海，島嶼環(huán)列，形勢完固，為對外之門戶，亦為國防上海洋的防線。故所謂陸疆、海疆，也就是國家的陸防、海防之所在，所以這一說法亦可稱為國防邊疆說。

綜觀各類說法，除民族邊疆說、文化邊疆說兩者沒有大的出入外，其余說法對于邊疆范圍的認定，各不相同。那么民國時期對于上述說法是如何采擇的？本文例舉了如下三個原則：1.以推行邊疆教育為目的，則采用民族、文化邊疆說所區(qū)劃的范圍，如教育部的邊疆教育司即以此一范圍為施教的對象；2.以推行特殊的邊疆行政為目的，則采用政治邊疆說所區(qū)劃的范圍，如“蒙藏委員會”即以此一范圍為施政的對象；3.以保衛(wèi)國家安全、建立陸上國防為目的，則采用地理邊疆說所區(qū)劃的范圍，如國防部即以此一范圍為國防建設計劃實施的對象。

二、關于邊疆特殊性的幾個方面

民國時期邊疆范圍的廣狹，雖因諸多觀點不同而有所差異，但作為研究邊疆的學人，要把各種觀點下所區(qū)劃的邊疆范圍，綜合加以考察。鑒于邊疆內容復雜，牽涉繁多，因此關于邊疆的某些特殊性質，在民國時期的學界學人中亦有所解讀，并且所涉領域及角度各有不同。

從政治方面看，無論出于保護或建設邊疆的目的，僅靠邊疆自身的力量是薄弱的，必須由中央政府以國家的力量，從政治層面加以干預，方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張遐民在其所著《邊疆經(jīng)濟》的結論中有言：“國人都知道，邊疆地區(qū)是地廣人稀，物產(chǎn)豐饒的地方，然在歷史上，除漢唐兩代真正以文治或武功樂意經(jīng)營邊疆外，其余各代均因國力不足，未能認真去開發(fā)。經(jīng)過長久歲月，荒蕪者有之，淹沒者有之，結果使大好河山為強敵所侵略，善良邊胞，反陷于饑寒交迫，淪為他人之奴隸。由此可知歷代政府漠視邊疆之事實，同時也說明邊胞本身之無能為力?！?/p>

從地理方面看，周昆田在《邊疆政策概述》中提到：“邊疆多系高原地帶，北多戈壁沙漠，南多峻嶺崇峰，而以高山大水與接鄰國家構成天然的邊界線。”并引用了張其昀主編的《中國之自然環(huán)境》一書對高原范圍的界定：“西藏高原通稱為世界屋頂，廣義言之，其范圍實包括西藏全部、青海大部、西康西部、甘肅西南部與四川西北部?！薄懊晒鸥咴娣e之廣，可與西藏高原相比，東西長約一千六百公里，南北寬約一千公里，包括內外蒙古之大部，與東北之西北部?！薄霸谠颇吓c貴州兩省，成為廣大之高原，是為云貴高原，包括貴州全省及云南東部。云南西部，峽谷深切，不屬高原范圍以內?！?/p>

從氣候方面看，張遐民所著《邊疆問題與邊疆建設》中說：“除東北平原及西南與南部地區(qū)外，邊疆多系氣候干燥，每年各地雨量平均在50公厘（毫米）至250公厘之間。”民國三十六年（1947）由盧鋈編著的《中國氣候總論》描述邊疆的氣候為：“內陸盆地或高原，局處叢山，海風不入，故干燥之程度，往往為各種地形之冠。蒙、新、青、藏諸區(qū)，即其著例。是諸地帶，其中部年雨量平均多不足250mm，均屬內流區(qū)域，為沙漠或荒原，占全國面積13%?！庇捎跉夂蚋稍?、雨量不足，導致邊疆地區(qū)作物生長的周期較長，沈宗瀚所著《中國農(nóng)業(yè)資源》顯示：“植物全年的生長時期由150至200左右?！?/p>

從經(jīng)濟方面看，邊疆因受地理及氣候的影響，除少數(shù)地區(qū)適合發(fā)展農(nóng)業(yè)外，大都無法發(fā)展農(nóng)業(yè)，故邊疆經(jīng)濟以畜牧業(yè)為主，農(nóng)業(yè)為輔。何敏求、陳爾壽、程潞編著的《中國地理概論》中說：“東北起興安山地、西南迄云南高原，凡北緯42度以北之國土，除松遼平原外盡數(shù)牧地，東經(jīng)105度以西除成都平原及少數(shù)河谷平壩外亦為純粹牧區(qū)，而寧夏之阿拉善與綏遠之伊克昭盟（鄂爾多斯），尚未包括在內。此廣大之畜牧區(qū)域，約占全國面積三分之二，地面海拔多在一千公尺以上，除西南一角外，平均雨量在200公厘以下，平均溫度冬季低于攝氏零下10度，夏季則不足22度。純粹畜牧區(qū)域之共同特點，為氣候干寒多變，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及游牧者多非漢族?！?/p>

從土地制度方面看，凌純聲在《邊政公論》第六卷第一期發(fā)表的《中國邊政改革芻議》一文中提到：“邊疆大部分地區(qū)，仍保存著土地公有的制度。如蒙旗土地，多稱旗下公地，例禁典租買賣；土司土地，不論其為官莊田畝，或土民耕地，原多不許典賣；西藏土地，分屬于世家、寺院、政府，然亦多為公有，分配土地之權屬于政府，人民不得轉讓授受?！蓖恋毓兄圃谶吔貐^(qū)的政治與社會中，亦形成一重要的特色。

從國防方面看，郭紹宗在所著《中國國防政策》第四章中寫道：“吾國地大物博，形勢絕佳。西以阿爾泰山、天山、蔥嶺等與俄領中央亞細亞鄰接，崇山峻嶺蜿蜒數(shù)千里，為國境天然屏障，北以阿爾泰山，外興安嶺，黑龍江與西伯利亞相隔，森林茂郁，氣候奇寒，在防御上亦處于有利地位，南以喜馬拉雅山脈隔離印度，山嶺重疊，尤稱天險。外地侵入之虞極少?！笔Y介石亦在《中國之命運》第一章中說：“以地理的環(huán)境而論，中國的山脈河流，自成完整的系統(tǒng)，試由西向東加以鳥瞰：由亞洲屋脊之帕米爾高原、北路沿天山、阿爾泰山山脈以至于東三省，東路沿昆侖山脈以至于東南平原，南路沿喜馬拉雅山脈之間，有黑龍江、黃河、淮河、珠江流域……以國防需要而論，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統(tǒng)，如有一個區(qū)域受異族的占據(jù)，則全民族、全國家即失其自衛(wèi)上天然的屏障……所以臺灣、澎湖、東北四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wèi)民族生存的要塞?！鄙哿ψ釉f：“我們知道無論哪個國家，當它強盛的時候，一定是邊疆最安全的時候，因為國家的強盛，必須先要把邊疆做成金城湯池，使敵國外患無由侵入，然后中樞的威權才能鞏固，整個國家的安全，才算有了保障?！泵駠鴷r期的邊疆從作為無用之地的“石田”到“邊備”“御侮”的邊防前沿的變化，可見邊疆地區(qū)在國防關系上的重要性。

三、探討與解析

綜上可知，民國時期官方與學界對邊疆的概念并沒有統(tǒng)一的見解，很少有人單獨從地理學角度界定邊疆，他們大多認識到僅僅用國界及附近區(qū)域來界定邊疆，與事實及國人認知明顯不符，不足以充分表達邊疆所包含的各種含義。例如民國時期十分盛行的文化邊疆說，與古代有了明顯不同，至少立意截然相反，強調其文化差異，目的在于顯示對各族人民的平等對待和團結，以共同對抗外部勢力的侵入。當時興起的國族主義思潮，便是邊疆局勢惡化與時人邊疆觀念變化的結果。

彼時學人從各個角度看到的邊疆，也并非恒定不變，而是與時俱進的；國家實力越強盛，邊疆的范圍越廣闊，反之則越狹??；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也會使邊疆范圍縮??；所處時代的邊疆局勢和邊疆政策也會影響邊疆范圍的變化。從政治、經(jīng)濟、文化、地理等各個層面來考量，中國內部都有相應的中心和邊緣，如地理的邊緣區(qū)域、政治的邊緣區(qū)域、經(jīng)濟的邊緣區(qū)域、文化的邊緣區(qū)域等，這些層面的邊緣區(qū)域或重合或互不統(tǒng)屬，因而邊疆的概念也就顯得豐富而又復雜。尤其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在西方學理的不斷介入與沖擊下，前述眾多學人群體對國家、疆域、主權等的認識日益清晰，邊疆研究的內涵與范式也逐漸有所變更與改革，逐步?jīng)_破傳統(tǒng)夷夏觀的桎梏，從“邊緣”學科走向獨立學科，并呈現(xiàn)出以“邊疆”為本位或中心來考察問題的思維模式。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的邊疆研究專業(yè)機構及學術組織逐漸增多，研究隊伍不斷壯大，學科化、專業(yè)化趨向明顯。

由上文史料的分析可知，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邊疆研究，一方面既繼承了中國古代歷史研究中關注邊疆政治、民族風俗等層面的內容；同時，受時代的影響，國內、國際環(huán)境變化巨大，邊疆民族問題關系國家存亡，其研究內容有了明顯拓伸，開始以民族國家的視角考慮邊疆的政治、經(jīng)濟、國防、外交等問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在邊疆民族政策及認識上，也試圖用“中華民族”的整體性來統(tǒng)合全國，強化邊疆各民族的國家認同，故而這一時期學人的研究與中國由傳統(tǒng)王朝國家向民族國家構建的社會轉型保持了一致性。

段金生在其著作《學術與時勢：民國的邊疆研究》一書中提到：“自晚清發(fā)展至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受邊疆民族危機及學理的內在發(fā)展邏輯諸維因素之影響，‘邊疆’‘邊政’等詞匯不時出現(xiàn)于各種報刊，學科意義上的‘邊疆學’‘邊政學’概念先后被提出，邊疆民族研究的學科構建呈現(xiàn)出新的面相。伴隨中國邊疆民族危機的不斷深化，國人對邊疆民族地區(qū)重要性的認識不斷提升，尤其是日本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后，西部邊疆民族地區(qū)成為抗戰(zhàn)的大后方，邊疆民族研究及其學科構建具有了深厚的時勢境遇，如‘邊政學’的產(chǎn)生及其學科化與彼時國家廣泛團結、動員邊疆民眾，深入開發(fā)西部資源以備戰(zhàn)時之需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同時，西方學術專業(yè)化研究范式，尤其是人類學、民族學相關方法與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邊疆民族研究的學科構建亦有了深厚的學理內涵。伴隨人類學、民族學為趨新的中國學人所接受并應用到具體的學術實踐當中，中國的邊疆民族研究就承擔起為國家處理邊疆民族問題，發(fā)展邊疆民族教育，開發(fā)邊疆民族地區(qū)資源，處理邊境政治、軍事、國防諸問題提供重要參考的功能?！?/p>

“邊疆”的概念是多元的，但無論是地理邊疆、文化邊疆、民族邊疆，抑或是經(jīng)濟邊疆、政治邊疆等，其重心仍在于國家利益至上，這是邊疆研究的重要目標，亦是邊疆研究價值之所在。當今世界，一方面因經(jīng)濟貿易、文化交流，以及信息化、全球化的遍及而日益成為一個整體，但另一方面，還遠沒有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利益共同體，以國家為單元的利益之爭，仍然是主流。主觀因素上，邊疆研究不但要注重國家的資源、交通等物質利益，更要注重地緣政治、文化、宗教和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的抽象利益，而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最終完善為根本目的；客觀因素上，國家利益之間存在政治博弈，今時不同于往日，我們有必要去繼承并弘揚過去學界關于邊疆學、邊政學的學術傳統(tǒng)，同時也要與時俱進提出自己的思考。

中國的“邊疆”學并非閉門自統(tǒng)之學，應有開放包容的胸懷，凡有利于我們認識邊疆、治理邊疆、建設邊疆的學科，都應虛懷廣納。在新的歷史時期，“邊疆學”更應該是一個現(xiàn)實關懷的需要，其基本路徑應從政治學的視角進行重點考察。但不可否認的是，邊疆史地研究仍是“邊疆學”構建的基石，尤其在當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語境下，更要大力發(fā)展邊疆史地研究，特別要強調邊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在這一點上汪洪亮教授主張：“以史地研究為基礎，以民族學、社會學研究為主體，以政治學為導向，建構中國邊疆學?！笨傊?，要打破今天中國“邊疆學”建構的分歧，明確其專業(yè)、學科類別是最重要的一環(huán)。以政治學的理論方法開展邊疆研究，并以邊疆史地研究推進其深度研究，或是新時期“邊疆學”建構的一個研究理路。

結語

民國時期特別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一些學人群體對“邊疆”學說分類及其概念的解讀，并進行了史料的梳理，由此可大致獲悉彼時學人對“邊疆”一詞的認知與實踐，以及他們對于民國邊疆建設的觀察與見解，并對此作了淺顯的探討與解析。

前輩們關于邊疆研究方法與理論探討的背景是從促進國家統(tǒng)一、鞏固民族團結、增強抗日力量、加快民族國家的構建目的出發(fā)，對加快中國現(xiàn)代化建設步伐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關于中國邊疆研究方法與理論的討論，是最早利用西方相關學科理論結合中國邊疆社會實際進行的探索，所論不可避免地帶有了一些時代色彩，以及當時有關邊疆認識、民族觀念方面的一些局限性，但均是他們基于當時的客觀事實的認真考察。民國時期的學人群體在實現(xiàn)近代邊疆發(fā)展以及培育國家體系和民族共同體的轉型過程中是有所致力與貢獻的，他們具備研究邊疆的學識，也擁有改造邊疆的動力，無一不彰顯了知識精英的學術研究與家國情懷。但遺憾在于個人抱負大都受制于時代圜局，實為歷史的常態(tài)。

需要說明的是，這一時期關于邊疆問題的研究涵蓋面廣，學術文章也甚為豐富，涉及諸多重要領域，但惜于時局動蕩而未能簒集成冊，導致文章多有散佚，湮沒無果。故本文在綜述時有遺漏之處在所難免，祈請專家學者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