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班多杰:再論詮釋學與佛教中國化佛教中國化是一個古老而全新的命題,討論此話題,關鍵在方法論上要有新的突破。中西詮釋學為外來佛教的本土化、中國化課題提供了恰當?shù)膶W理支持。如何理解和研判作者原意、文本原義與理解者、闡釋者互動所導致的結果,即視域融合與效果歷史意識,這是詮釋學的基本問題,其答案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回到文本和作者本身,由此還原作者原意和文本原義,此所謂“我注六經”的原則;二是回到讀者中心論的立場,任何讀者的理解都是處境化的理解,因此沒有更好的理解,只有不同的理解;三是視域融合所包含的必然是作者原意、文本原義和不同時空背景下讀者的增質性理解,這兩者體現(xiàn)的是“籍經立論”、“六經注我”的定向,此即所謂“守正創(chuàng)新”或者“繼承發(fā)展”,“守正”體現(xiàn)的是文本原義、作者原意與詮釋者之意間的連續(xù)性和統(tǒng)一性,“創(chuàng)新”標志著它們之間的差別性和多元化。本文以詮釋學與佛教中國化為題,試圖在佛教中國化的史實個案與詮釋學之間找到一種最佳契合點,從理論、歷史、現(xiàn)實三個維度論述佛教中國化與詮釋學的關系,以期從前史后論、史論結合的維度揭示佛教中國化的必然性、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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